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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时语:希腊公投和欧洲文明的“新内战”

万众瞩目的希腊人全民公决投票终于揭晓,反对接受欧盟救助方案的阵营胜出。从各方事前警告和事后反应看来,希腊退出欧元区甚至欧盟的可能性大大上升。

今年初法国《沙尔利周刊》血案后,我在《联合早报》上评论:作为东正教文明的一部分,希腊很可能成为第一个被迫退出欧元区的国家。所以今天的发展并不意外。希腊不仅曾是西方文明的摇篮,连欧洲的大名也是来自古希腊神话中的女神欧罗巴,颇有讽刺意味。

“文明冲突论”祖师爷亨廷顿,精辟地把两次世界大战归结为西方文明的内战。继承亨廷顿的观点,我们可以把希腊债务危机看成是西方文明内部冲突的延续,只不过这场“新内战”不再是明火执仗的军事对抗,而是经济实力和金融手段的较量。然而作为文明主要载体的民族文化,仍然在其中发挥关键的作用。

说得再直截了当一些,便是在先后两次世界大战中一败涂地的德意志民族,凭借战后的奋发图强,加上两德统一之后的廿多年正确决策,树立了睥睨全欧的经济实力,成为事实上主导欧洲大陆的“第四帝国”,以此全力推广“德国模式”。特别是在金融海啸引起的经济大衰退之后,柏林强调“紧缩”政策,迫使其他寅吃卯粮的欧洲消费性经济接受德国的“勤俭”文化。

希腊落到今天的地步。固然有深刻的内部原因,尤其是严重的逃税漏税文化。出名的例子,是卫星照片显示雅典城郊将近1万7000个家庭有游泳池,可是所有报税记录上只查到区区324个。但是今天国家外债如此高筑,却有同样重要的外部因素。

英国《金融时报》头号经济评论员马丁·沃尔夫(Martin Wolf)去年9月出版新书《转移与休克》(The Shifts and the Shocks),分析金融危机以来已知和尚未汲取的教训,清楚说明了希腊外债的主要外在动因──德国出口型经济。数十年以来,德国经济一枝独秀,却在“勤俭”文化传统下,一直缺乏足够的内部消费需求。

这一情况造成了德国巨大的国际收支顺差。在通常的国家独立货币情况下,例如类似依靠出口的瑞士,今年年初瑞士法郎暴涨近30%,自然调节了这一不平衡。但是涵盖整个欧元区的统一货币,却掩盖了这一日益严重的失衡状态,德国过剩的产能,因此必须在欧元区内部发掘“过剩”的需求。欧盟边缘地区的“猪猡”诸国,多年来成为这一需求的自然来源,而导致积累了巨大的公私债务。希腊成为“猪猡”诸国中的出头鸟,部分是因其特有的东正教文化。

如果说作为欧洲文明内战的两次世界大战,起因于国家利益的尖锐分歧和冲突,那么当今新一轮欧洲“内战”的根源,在于欧盟内部的文化差异,与经济和财政情况的差异,出现密切交叉。希腊左翼政府以公投结果,作为与欧盟债主国还价的民意资本,殊不知德国政府要求的紧缩“改革”政策,也代表了巨大的本国民意。例如“好逸恶劳”的希腊人,却比替他们还债的其他欧盟公民能够更早退休享乐,引起德国民意巨大反感。即便默克尔总理去巴黎与奥朗德总统紧急磋商,她的内政回旋余地相当有限。

据我的看法,近期欧元危机之外,欧洲文明“新内战”的远期后果更值得担虑。一个突出的风险,便是“猪猡”诸国严重的青年失业现象,在希腊和西班牙等地都达到50%的比率。在美国,劳动力跨州迁徙是调整经济发展区域失衡的重要机制,但是欧盟内部劳动力跨国迁徙比率与此无法相比。《纽约时报》近日专题报道希腊债务和经济危机中的人才流失现象,主要也是在医生和其他高教育专业。

两年前,在苏格兰爱丁堡市内一家西班牙餐馆,我遇到一位拥有两个硕士学位的西班牙帅哥侍者,他告诉我大批西班牙青年因为语言和教育水平问题,无法像他那样去海外谋职,只能固守本地失业。如果这一现象持续多年,会在欧洲内部产生“失去的一代”,不仅是欧洲经济发展的巨大损失,更会造成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和国际矛盾。

最早提倡欧洲联合的老一代领袖,亲身经历了两次大战的惨重危害。此后继续推动欧洲统一的两国领袖,都对战争恶果记忆犹新。两德统一和老一代领袖凋零,显著改变了上述局面。今天的“第四帝国”如果不顾文化差异,继续推广“德国模式”,不免令人担心第三帝国的灾难重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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