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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忧外患的百年变迁

当今中国,反腐与反颜色革命哪个重要?这个话题最近有很多争论。它似乎是个新话题,其实是个旧话题,或者说是旧话题在当今中国的新的表现方式。自鸦片战争以来,面对西方的挑战,中国需要变革渐渐成为共识。但中国应该如何变?这个问题的共识并不那么轻易能够获得。这里我要再次强调我的一个主张,对于中国的改革,改不改不是问题,如何改才是问题。

西方社会构建了一种理论结构,即在历史进步论前提下的现代与传统,因此,中西方之间呈现出西方主动冲击、中国被动回应的关系。按照这种理论,西方是积极的、开放的、活跃的、进步的、文明的,中国是僵化的、封闭的、麻木的、落后的、野蛮的,所谓变革当然明确地指向中国。或者说在内外两个方面,“外”是好的,需要变革的只是中国内部、中国自己。一百多年前在中国爆发的义和团运动,至今让西方念念不忘,因为,义和团也希望变革,但在“扶清灭洋”的旗帜下,义和团将变革的对象明确指向西方,也就是说,中国最需要的变革是反抗西方。在内与外两个方面,在内与外两个立场,我们地看到截然不同的主张。简单说,西方认为中国的问题在中国内部,中国人认为中国的问题来自外部。

实事求是地说,上述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都有过激和偏颇。到了五四运动时,一群有抱负的中国人提出“反帝反封建”的口号,这个口号的背后其实就是说“内忧与外患”都需要重视,内部与外部都需要变革。这是一个正确的主张,由此也导致中国共产党逐步成为领导中国革命的主要力量和正确力量,导致中国革命的成功。但在这个过程中,“反帝反封建”的主张并没有顺利地成为共识,蒋介石提出“攘外必先安内”,无非是重复了西方人把中国问题的核心放在中国内部的观点。蒋介石作为基督徒,在这个问题上的偏废和明显的倾向性,是他最终失败的原因之一。

只承认内忧、不承认外患,或者只承认外患、不承认内忧,都是片面的。在明确内忧外患两者皆存的前提下,我们看到一条清晰的线索,反帝反封建,攘外必先安内、反腐反颜色革命,只是一个旧问题在不同时代的表述。虽然说近几十年来中国的外部环境在一百多年的历史中处于相对最安全的阶段,但我们不能由此得出结论说,当今中国不存在外患。尤其是,在中国以外的其他国家频繁发生的颜色革命充分证明了一个事实:外患的表现方式已经发生了变化。对于西方来说,殖民地时代武力占有方式,在后殖民地时代终于被颜色革命取代。两者的区别只在于,前者是西方人拿着刀枪、开着炮舰冲在前面;后者是西方人拿着金钱、提着喇叭躲在后面。因此,如果说当年的外患是崇尚武力的西方,那么现在的外患就是崇尚洗脑的西方以及他们培养的代理人。

由此,我们再回顾中国共产党当年提出的推翻“三座大山”的主张,就会看到它依然具有现实意义。三座大山是指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事实上,它依然是指内忧外患两个方面,只不过把官僚资本主义当成是西方代理人特别地指明出来。所以,对于当今中国,反腐与反颜色革命,不是二者取其一,或者孰轻孰重的问题,而是同样重要的问题,套一句老话:两手都要抓,两手都要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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