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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卫列:关注生物安全岂止疫情时

人类及其生态环境的要素和系统功能,始终能维持在可以永久维系其经济社会持续发展的一种安全状态,是我们生存和文明发展的基本条件,正是生态安全的这种基础性地位,人们往往由于其隐性予以忽视,成为国家安全的一大隐患。作为生态安全重要内容的生物安全,更是直到公共卫生事件发生并蔓延,才引发全球普遍关注。

生物安全最基本的要求是通过防控重大突发传染病、动植物疫情,研发和应用生物技术,保障实验室生物安全,保障生物资源和人类遗传资源的安全,防范外来物种入侵与保护生物多样性,应对微生物耐药,防范生物恐怖袭击,防御生物武器威胁,建立以生态系统良性循环和风险有效防控为重点的生物安全体系,确保一个地区、国家乃至全球所处的生态系统对人类生存的支持功能。

历史上威胁人类文明进程最严重的生物安全问题莫过于瘟疫。公元前430年至前427年,雅典大瘟疫使近1/4的居民死亡;165年至191年,安东尼瘟疫造成750万至1500万人死亡,严重打击了罗马帝国的社会和政治;249年至262年,西普里安瘟疫席卷罗马帝国,使帝国四分五裂;东汉末年大瘟疫导致数千万人死亡,加速了东汉的崩溃;541年至542年,查士丁尼瘟疫严重破坏了拜占庭帝国的根基;1347年至1353年,被称为“黑死病”的鼠疫大瘟疫,夺走了2500万欧洲人的性命;欧洲殖民者征服美洲过程中,利用天花作为生物武器,使印第安原住民几乎遭受灭顶之灾;肆虐两个世纪的黄热病,造成美洲、非洲及欧洲部分地区大量人口死亡,社会活动趋于瘫痪;19世纪初,斑疹伤寒使拿破仑帝国崩溃;肆虐于19世纪的霍乱,横扫全球,仅印度就有超过3800万人死亡;1918年暴发的大流感造成了2000万至4000万人死亡,全球患病人数在5亿以上……进入21世纪后,疯牛病、口蹄疫、甲肝、疟疾、艾滋病等有造成区域性生物危机的疾病传播频现,对农业生产产生毁灭性打击,损害公众健康和影响社会安定。随着全球一体化的加速,埃博拉、SARS、MERS等病毒更是给人类生存带来极高风险,破坏社会稳定。外来物种入侵给我国造成的损失,每年超过2000亿元。

生物安全对国家安全的影响,已不单纯是人类健康、经济或科技问题,而应当被提升到与政治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科技安全同一层次上,构成国家安全的又一种外延。一是加快生物安全法立法进程,构建国家生物安全法律法规体系;二是建立系统的生物安全管理制度体系,如监测预警体系、标准体系、名录清单管理体系、信息共享体系、风险评估体系、应急体系、决策技术咨询体系等;三是加强生物安全能力建设,加大对生物安全工作的人财物投入和政策扶持;四是在全社会普及生物安全基本知识,培养公众养成良好、科学的工作和生活习惯,维护生物安全要从自身做起、从现在做起,充分发挥社区组织的作用;五是重新审视中医药在生物安全中的作用,中医是独立于现代科学之外的另一个体系,以中医不科学而加以排斥是对数千年中华传统文化的否定,无数实例也证明了中医药对保护人类健康的作用;六是高度重视颠覆性生物技术(如合成生物学、基因编辑)发展对生物安全带来的巨大挑战。此外,要时刻关注外来生物对我国经济、社会、文化和公众健康所带来的巨大影响。(作者是北京生态文明工程研究院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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