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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家专访 | 中美会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吗?肯尼迪教授说“这是一个大问题”

保罗·肯尼迪,耶鲁大学历史系资深教授,是一位早在31年前就预测美国走向相对衰落的历史学家。在共和党总统里根执政末期、苏联解体和冷战结束之前,肯尼迪教授出版专著《大国的兴衰》,纵论公元1500年以降,近500年间世界大国的兴衰及其因果。该书面世后引发轰动和争议,一时间洛阳纸贵,各国争相翻译出版,美国国会当时举行数场听证会,召他作证陈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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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肯尼迪教授的著作《大国的兴衰》

当时只有42岁的肯尼迪,在《大国的兴衰》一书中阐述的主要观点包括:

大国的兴衰是相对而言的,取决于当时环境里和其他国家实力升降的比较;

兴衰的主要和最终决定因素,是国家的经济基础和军事力量;

不断扩展战略承诺导致军费攀升,最终使国家经济基础负担过重,是一个大国走向长期衰落的开始;

大国的兴衰不是突变,而是一个渐变的长期过程。

简言之,大国兴衰是与其竞争对手比较而言,而因对外黩武损害本国经济,是500年来全球舞台上,一个个兴盛一时的大国走马灯般走向衰落的主要历史原因。

3月下旬的一天,在春雪初霁的耶鲁大学,肯尼迪教授接受了本报记者近两个小时的独家专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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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罗·肯尼迪在耶鲁大学接受本报记者专访。(徐剑梅 摄)

美国朝野“满脑子中国”

肯尼迪教授强调,中美关系“极为重要而复杂”,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对双边关系,中美是世界“国家丛林中两头最大的大象”。两个大国的领导人传递给世界的信息,可能会被其他许多国家效仿或利用。

他认为,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一方面,是将美国与其他国家经贸关系过分简单化,将其当成有形的货物交易,视之为非输即赢的棋类游戏;另一方面,其中的政治考量大于经济考量,缺乏对中美关系复杂性的理解。对从中国进口产品大规模加征关税,对美国的经济地位来说,弊大于利;对中美相互理解来说,也是件糟糕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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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政府停止对华接触政策了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是的,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停止。”但他又说,如果几周后,特朗普宣布自己和北京进行了非常好的政策对话,两国关系很棒,他也不会感到惊讶。

他说,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特朗普的用人方式。特朗普凭借直觉执政,对白宫顾问和政府高官的不同意见感到沮丧。如果特朗普政府里都是一些对他点头称是、对外强硬对抗的人,他们的政策会相当有破坏性。

更重要的影响因素自然是一段时间以来,在美国朝野不断兴起风浪的新一波“中国威胁论”,肯尼迪教授说,如今,中国频繁成为《经济学人》等英美报刊的头条或者特刊焦点。这让他想到,百年前德国崛起时,在大英帝国的报章上、在当时所谓爱国民粹团体的政治议程里,也充斥着“德国威胁论”,因而产生这样一句俗话“满脑子德国”(Germany on the brain),如今也可以说“满脑子中国”(China on the bra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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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片:2017年11月13日,《时代》杂志亚洲版的封面。

肯尼迪教授说,目前美国朝野对华舆论的确过度夸张渲染,走得太远、调门太高。那些民粹主义、咄咄逼人的反华辞藻,并没有数据作为支撑,令美国担忧的某些事情也还没有发生。这些夸大其词的论调,没能理解中国的担忧和弱点。

他指出,对很大一部分国际受众来说,中国被描绘成一个过于高大的巨人。但与此同时,许多明智的中国人会说,我们实在并没有这么强大,中国有很多自己要操心的内部问题。“中国所有这些担忧可能都没有被(中国威胁论者)提到,那么中国所有威胁也就可能被夸大”。

他说,和展望美国的相对衰落一样,在谈论中国和亚洲的崛起时,也同样必需使用条件限定。中国人也是人,也有可能摔跤,中国也像日本一样,已发现保持经济增长的难度。他说,我们应谨慎使用预测性语言。截至目前,最大的风向标是:中国经济将继续相对增长,即便不像以前那么快,也会相对于美国在增长。

肯尼迪教授还特别告诫,要警惕选择性使用事实进行偏颇论证的习气,谨慎辨析观点背后的事实;“我们能制造各种数据显示中国有50英尺(约合15.24米)高,也能制造更多数据显示中国只有4英尺高(约合1.22米)”。

与此同时,肯尼迪教授也引用了一句古老的英国谚语“无火不冒烟”,意即我们常说的“无风不起浪”。他说,在“中国威胁论”的喧嚣背后,也存在毫无疑问的铁的事实——连续30年,中国的经济成功使它稳步获取了全球制造的更大份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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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说:“因此,是否中国在相对崛起而美国在相对衰落?我的答案是‘是的’。这是否让美国人担忧,就像历史上其他任何头号大国所担忧的那样?是的。新的中国海军、空军和武器、导弹系统是否带给美国实力、效率和技术上的威胁?是的。中国和25年前相比,是否军事上更有效和更强大?是的。”

肯尼迪教授认为,这种相对变化的发生,就是对美国的挑战。中国在理解当前美国上存在问题。美国,包括有才智的美国人,对理解中国并确切衡量美国竞争力所面临挑战的规模上也存在问题。识别美国真正关切的领域,将其与夸张的中国述事区分开来,这是最为困难而又必要的事情。

中美可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缺乏相互理解会导致互信缺失,那么增进中美交流就能够改变中美关系现状吗?肯尼迪教授给出了双重但并非模棱两可的答案:“能,但也不能。”

他说,美国也致力于扩大两国学生和民间交流,比如高中球队比赛、芭蕾舞演出等等。这些措施能够成为两国关系向前迈步的“突出进展”,因为它们能够针对中美之间的歧异带来更加现实主义的理解和交流。但与此同时,这些交流也难以消弭中美之间“真正的不同”。

对待具体问题和国际事务,和中国相比,美国的政治文化“有不同的、特殊的态度”。“我们应当理解,中美有不同的世界取向,不同的世界观,而不是简单假定另一方糟糕或者天真地以为坐下来谈就能相处甚欢”。他指出,中美需要厘清两国的所有歧异中,“哪些是真正的不同,哪些能够通过智慧的妥协而加以改善”。如果界定四五个这样的领域,就可望朝着明智的中美关系迈出真正的步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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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能够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吗?(美国《外交政策》)

归根结底,中美能够避免掉进“修昔底德陷阱”吗?肯尼迪教授回答说,“这是一个大问题”,“从政治上、情感上、本能上,都很难得出一个确切的答案”。

他指出,美国和中国都是骄傲的、富有自我意识的主权国家。如今,在众多行业中,中国都位居世界第二,并在取代美国的领先地位,而美国即便长期而言可能进行战略收缩,也决计不会退出亚太,把势力范围自囿于加利福尼亚州至夏威夷州的东太平洋,这方面,“美国的心态是不可妥协的”。

不过,肯尼迪教授并不认为中美之间必然存在结构性冲突。他说,世界经济——这是最大的结构,中美同为其中一部分。如果整个世界经济,从贸易、投资到制造,都是以令人满意的速度增长,你会看到中国在世界经济中的份额相对上升,而美国的份额相对下降,但美国经济也会继续繁荣。这样的世界经济结构,既允许中国的相对增长,也允许美国相对而言和中国共享繁荣,而不必产生任何结构性冲突。简言之,世界市场这块大蛋糕越大,大国间的结构性冲突可能性越小。反之,如果像上世纪30年代大萧条时期那样,整个世界经济的蛋糕变小,冲突的几率肯定会增大。

无论如何,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特别是对特朗普的白宫,需要“尽可能的耐心”,而中国领导人懂得这一点。肯尼迪教授指出,西方历史上有两个富有战略耐心的领导人例子。一是普鲁士首相俾斯麦,明智而审慎,在统一德国后,非常密切地观察俄罗斯、奥匈帝国等强权的动向。二是美国共和党总统艾森豪威尔的“耐心大战略”,最近美国史学家就此出版了一本有趣的新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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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美关系的发展,需要战略耐心。(美国《纽约时报》)

肯尼迪教授说,中美关系广阔而复杂,世界上找不到哪根魔杖或某种帽子戏法,能够使中美关系“突然转型”,“如果双方领导人都认识到,在世界大国事务中,最重要的单一问题是避免严重的中美对抗,那么我们能够避免(‘修昔底德陷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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