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

建筑人民大会堂的前前后后

人民大会堂曾是毛泽东、周恩来、邓小平等开国领袖处理国事、接待外宾的地方,至今还是全国人民商讨国家大事的政治殿堂,也是党和国家领导人举行政治、外交活动的场所。然而破土动工于1958年的人民大会堂的一些故事,至今却还鲜为人知。

1958年8月,中共中央在北戴河举行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决定为庆祝共和国十周年盛典,在北京建一批包括万人大礼堂(后由毛泽东亲自定为人民大会堂)、中国革命博物馆和中国历史博物馆等十大公共建筑,要求这些工程在1959年国庆时投入使用,万人大礼堂的地点选在天安门前。

1958年9月5日,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处书记、副市长万里在市政府召开会议,传达了中央关于筹备庆祝建国十周年的通知。会议在讨论建筑万人大会堂时,与会者一致认为,大会堂工程的关键是设计,设计工作需要广泛征求意见,可邀请各省市著名建筑专家来京参加国庆工程的设计工作。北京市委、市政府采纳了大家的意见,于是便向全国各地有关专家发出邀请函电。

9月8日,万里就建筑万人大会堂的问题专门召集会议,对在京的设计、施工单位专家和工程技术人员作了动员报告,万里在动员报告中提出了“三敢”(敢想、敢说、敢干)、“三严”(严肃、严密、严格)、“三高”(高质量、高艺术、高速度)的建筑原则。万里报告后,北京各设计单位即组织技术尖子进行方案设计。

9月10日,应邀来京的各省市的专家聚集在和平宾馆,这全是当时顶级的建筑师和设计师。北京市规划局局长冯佩之和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副院长沈勃在10日晚来到和平宾馆,向所有专家详细介绍了有关建筑万人大会堂的情况,在明确了具体任务后,请大家在5天内设计出第一稿方案。

9月15日,第一稿方案如期完成。随后又设计出第二稿、第三稿方案。

9月26日,中共北京市委第二书记刘仁、副市长万里和全国文联主席周扬、文化部副部长钱俊瑞审查第三稿图纸、模型时,认为设计方案思想还不够解放,需要再设计。周恩来总理得知此事之后,便指示国庆工程设计组,可以吸收一些优秀的青年专家参加到方案设计中来。青年专家虽业务上不如老专家,但他们思想解放,老框框少,且干劲十足,与老专家结合在一起能起到互相促进、取长补短、共同提高的作用。诚如周恩来指示的那样,在设计组掺了青年人这把“沙子”后很快新老结合的第四稿方案便出台了。

第四稿出台以后,中共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市长彭真召集市委书记处开会讨论。设计人员依据北京市委书记处讨论会提出的意见,设计出第五稿。但问题还是接踵而至,此时,离大会堂在次年8月底交工,只有10个月时间了,时间稍纵即逝。施工部门、材料部门都很着急,他们没有图纸,就不能作业,为此,他们天天向设计部门催图。万里也很着急,他找到时任国务院副秘书长的齐燕铭,说大会堂建筑设计方案如不能及早确定,将会影响交付使用,希望他向总理汇报,由总理审定第六稿。

1958年10月6日上午,大会堂的第六稿设计方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请周恩来审定。周恩来听了汇报后,又认真地审视各个图案后说:“大会堂要看得好,听得好,是不是可以采用这种形式?”说着,他用笔在纸上画了一个近似“马蹄形”的图案,然后用商量的口气说道:“你们研究一下,是不是这样好一些?”根据周恩来的意见,设计人员开始了第七稿的方案设计。第七稿方案完成之后,万里在征得周恩来同意后,从中选出了比较有特点的8个方案,制成照片,发往全国27个省市区进一步征求意见。在广泛听取不同意见及对第七稿方案的不断探讨后,又设计了新的方案。

10月14日,国务院办公厅通知设计院,周总理夜间由外地返回北京后,将立即审查新的大会堂设计方案。

于是,冯佩之和规划局技术室主任赵冬日,赶紧将方案送到国务院办公厅。送的方案有三份,一是清华大学建筑系党总支书记刘小石,代表清华大学设计的方案;一是北京市建筑设计院作的,主要设计人是张镈;一是北京市规划局作的,主要是技术室主任赵冬日和总图室副主任沈其。晚上10点,齐燕铭、万里、赵鹏飞(时为北京市副市长)、冯佩之、赵冬日等陪同风尘仆仆刚刚由外地归京的周恩来审阅新的大会堂设计方案。

周恩来仔仔细细地审看了三个方案的所有平面图和透视图,在听介绍时不时地插话,询问有关设计的细节问题。最后,他问万里北京市委有什么意见?

万里说:“北京市委及刘仁同志,认为北京市规划局的方案好一些。”

周恩来再次审视北京市规划局的方案,并与其他设计方案进行了反复比较,同时征求了在场人员的意见,便拍板定下了北京市规划局的方案。

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的彭真,对人民大会堂的设计、对整个国庆工程的设计也倾注了大量的心血。在周恩来敲定了人民大会堂设计方案的定锤音之时,彭真正同冶金部部长王鹤寿在外地视察各省大炼钢铁情况。他非常关心大会堂的建设,不断地了解大会堂设计方案的进展情况。

沈勃等专程赶到太原,向在太原的彭真作了汇报。彭真说大会堂设计方案确定后,对艺术风格要下功夫。搞一个建筑设计,尤其是像大会堂这样的时代纪念碑式的建筑设计,要体现人民是主人的设计思想,不仅使人感到大会堂庄严雄伟,还要使人们感到大会堂平易近人。见多识广的彭真还特意指出:“在建筑立面上,要注意搞好比例关系,尤其要注意搞好门窗的比例,尺度。门好比人的嘴巴,窗好比人的眼睛。一个人长得美与丑,嘴和眼睛起着重要的作用,因此,你们一定要注意把门和窗设计好??”

在方案获得周恩来批准后,赵冬日立即组织规划局技术室凌信伟、朱家湘、陶宗震三人补图。10月20日前后,送审图和补图先后送到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展开技术设计和施工图设计。北京市建筑设计院党委决定由张镈总建筑师和朱兆雪总工程师分别负责大会堂的建筑与结构的技术设计与施工图纸。大会堂的建设工程从此全面展开。

万人大会堂用地面积达13.73公顷,拆迁单位达67个之多,需拆迁房屋1823间;迁移居民684户,房屋2170间,共需拆迁房屋3993间。由于工作做得扎实,又妥善地安置了拆迁单位和居民户,再加上广大群众的积极支持,拆迁工作于1958年10月10日结束。

10月25日,施工指挥部对参加施工的职工进行了战前动员。

10月28日,天刚一放亮,大会堂施工工地上已是一片沸腾了,机械挖土和人工清槽挖坑同时并举。成千上万人的冲天干劲汇集成了波澜壮阔的海洋。

大会堂体积庞大,结构复杂。上有黄绿相间的玻璃瓦屋檐,下有5米高的花岗石基座,周围有134根圆形廊柱。整体比故宫的全部建筑面积还大,仅大礼堂本身就长60米,宽76米,顶高45米,净高33米。而宴会厅除有容纳5000多人的本厅外,还有大交谊厅和小宴会厅等。大会堂有两层挑台,二层挑台外挑29米,三层挑台外挑22米。大会堂整个建筑面积达1718000平方米。这样宠大复杂的结构,在国内属首创,在国际上也没有先例,是全世界最大的会堂式建筑。

万人大会堂内部设计是整个大会堂设计的关键部分,为了设计好万人大礼堂,设计组的同志们特地在故宫午门前做了一个1:10的大模型。尽管设计人员绞尽脑汁,精心设计,但关于安全问题的传闻还是很多,有人说大挑台满座之后会下垂70毫米;北京是地震区,整个设计和施工工程必须考虑抗震防震措施。

日理万机的周恩来总理听到传闻后,感到事情严重,安全问题容不得丝毫的马虎和轻心。于是,周恩来于1959年1月中旬的一个深夜,在西花厅他的办公室里听取万里、赵鹏飞和沈勃的汇报,详细地询问了大会堂的结构设计、材料、施工等问题的全部情况。周恩来说:“千万要抓好大会堂的结构安全问题,这是头等大事,不能马虎。一旦出了事,不仅在国内,而且在全世界都会造成很坏的影响。”

1月18日,对大会堂安全问题放心不下的周恩来,在听过汇报后,又亲临大会堂工地视察,询问了宴会厅廊柱的粗细、高度、间距大小等问题。

1月21日,周恩来和彭真又召集建筑专家和施工负责人开会。周恩来在会上指出:“大会堂的安全问题十分重要,它的寿命要比故宫和中山堂长,起码不少于350年。”同时指出:“大会堂要好,要美,要看起来舒畅,要有自己风格。”

在周恩来看模型时,沈勃汇报说:“不少建筑师认为净空33米太高,人在里面会显得很渺小;但是后面有两层挑台,如果压得太低,又会使人感到压抑。”

周恩来听后,思忖了一会说:“我们站在天底下觉得天高,站在海边不觉得水远。咱们这么办嘛:天是圆的,圆曲而下,应该从舒适、开朗着眼,在尺度比例上取得协调,在墙面和顶棚相交处,不用折角,设计成水天一色,浑然一体。”最后周恩来讲了几点意见:愚者千虑,必有一得,可以把全国的建筑师请来看看,正立面要庄严、朴素、明朗,各会议厅休息室不要雷同,要多种多样,休息大厅要有坐的地方。

会后,按周恩来的指示,成立了大会堂结构安全小组,由王大钧、金瓯卜等负责审查结构设计;成立建筑艺术小组,由吴晗、王昆仑等负责审查建筑形式,立面色彩,音响照明以及面积分配;由赵鹏飞抓材料质量和施工质量。

2月16日,周恩来由吴晗、梁思成、朱兆雪、张镈和沈勃陪同,再次来到午门前审查大礼堂模型。周恩来说:“把墙面和顶棚相交处改为‘水天一色’,比较好;天花板中心所做的葵花还是应该有葵花瓣;原做的光环是齐的,能否改成波浪形,象征革命事业一浪高过一浪。大会堂外墙的颜色很重要,要好好研究,要让大多数人都喜欢。”

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吴晗邀请清华大学建筑系教师25人(女教师6人)、学生24人(女学生8人),在午门前观看了外墙人造假石实样和柱头模型,并就颜色问题进行了讨论,其中43人一致主张采用淡米黄略带红色的人造假石墙面。

吴晗将讨论的结果报告给周恩来,周恩来同意大会堂外墙用淡米黄稍带红色的人造假石。

宴会厅位于二楼,东西长102米,南北宽76米,高15米,面积7000多平方米,可以举办5000人以上的宴会或酒会。原设计的图纸,厨房在宴会厅上头。在做施工图时,征求各大饭店餐厅厨师的意见,他们认为厨房应改在宴会厅同一层两侧。但齐燕铭参照上海大饭店,并征求一些建筑师的意见,认为厨房与宴会厅同层,会使厨房气味透进宴会厅,而使宴会大煞风景。可厨房在上层,又很难供应5000人的中餐热菜。最后决定把厨房空调改为负压回吸,这样既方便了供餐,又能保证厨房的气味不会透进宴会厅。建成后的宴会厅,东、西、北环绕宽敞的二层休息廊,奶黄色的墙壁和巨大的圆形廊柱装饰着沥粉贴金花饰,南面有供讲话和文艺演出用的主席台。宴会厅顶天花中镶嵌着由水晶玻璃组成的吸顶大花顶,周围是具有中国民族特色的金石膏雕塑和棋盘式的彩色藻井。整个大厅金碧辉煌,是举行盛大国宴和国庆招待会的地方。

在万人大会堂里,主席台如小会场一般,能容纳3000多人的主席团。大会堂里的大礼堂体积在9万立方米以上,在这样大的空间里,音响问题怎么处理?怎样才能保证坐在任何角落里的人都能清晰地听到主席台上的讲话?周恩来亲自点将,由中国科学院电子所副所长、44岁的马大猷承担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施工任务。

马大猷是归国不久的留美学者,他25岁时便成为哈佛大学第一位仅用两年时间就拿到博士学位的人。现如今,马大猷已是享誉世界的声学泰斗。1959年,他接受周恩来总理交给他任务时,人民大会堂正在施工。马大猷组织北京高校、建筑、广播系统中的有关专家会聚在一起,研究讨论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施工方案。马大猷看了人民大会堂设计图纸,他被水天一色、满天星斗的穹顶设计所震撼,同时也马上意识到椭圆形的建筑设计给音响设计所带来的麻烦。声音传播时最怕弯曲,一弯曲就发出回声。在这个9万立方米的弧形空间里,声音从四面八方反射回来,会造成巨大的回声,使整个大会堂陷入吵架一般的嗡嗡声中,什么都听不清楚。马大猷借鉴了10年前傅英豪解决怀仁堂音响的经验。

那是1949年进入8月之后,开国大典的各项准备工作便迫在眉睫。8月12日,中央军委总参谋部通信兵部王诤部长的电话响了。王诤拿起电话,里面传来周恩来副主席的声音:“全国各界人士代表要来北平开会,开会地点定在怀仁堂,可现在怀仁堂的声音是个大问题。??因为声音不清楚而砸锅,这不是技术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王诤接到周恩来的指示,将解决怀仁堂声音的任务交给了傅英豪和唐旦这一对专家夫妇。

傅英豪和夫人唐旦自从被周恩来请到延安安装新华广播电台后,就一直在王诤的领导下。把任务交给傅英豪夫妇,王诤觉得放心。

傅英豪接受任务后,试尽各种办法,将喇叭放在左、右、头顶和后部,到处乱弹的回声仍消除不了。傅英豪苦苦地思索着。最后,他采取化整为零,即把怀仁堂分为相等的9等份,每一份吊一个喇叭,试验结果回声自然消失,怀仁堂的音响就是这样解决的。

现在,马大猷根据傅英豪解决怀仁堂音响的成功经验,采用一套分散式声源,在台下每两个座位前设置一个扬声器,这样听台上讲话就像从面前传来一样清晰,避免了巨大的回声。考虑到人民大会堂经常要举办大型文艺活动,欣赏音乐要求音效有一定的保真度,如果仅靠座位前的扬声器,效果不会很好。于是,马大猷又设计了一个半分散式声源。大会堂主席台32米宽,在左右两个声道中间再加一个声道,传播时间控制在20分之一秒内,声音听起来就是连续的,即使是坐在最后一排的听众也不会受回声的干扰。

人民大会堂的音响设计和安装,是新中国声学界的第一次大工程,测试证明其音响的设计、处理是完全成功的。在此后每年的全国人大、政协会议以及各种大型文艺表演中,人民大会堂的音响均达到了理想的效果,两套声源系统也一直使用至今。

大会堂音响的解决,使我国建筑声学在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而且也推动了以后的声学科研和声学器材的生产。

1959年5月,大会堂工程已近尾声,开始进行内部安装。由于门窗过大,安装玻璃时破损率较高。同时,布置厅室,安装屏风画框,也需要一些超大玻璃。万人大会堂建设指挥部请求辽宁省人民政府支援一批长2米宽1.8米的巨大玻璃。辽宁省人民政府把这一任务下达给大连和沈阳两家玻璃厂负责完成。

当时,全世界最大的玻璃产自英国,只有长2米宽1.8米。沈阳玻璃厂从没有生产过这么巨大的玻璃,厂房高度也不够,拔不出这么长的玻璃,风险很大。拔这么高的玻璃,万一中间断裂,玻璃掉下来,就会把操作工切成两半。厂领导和技术革新人员表示,人民大会堂的需要就是党和国家的需要,不论困难多大,都要用革命加拼命的精神,确保按时供应,向国庆十周年献礼。他们精挑细选,组织突击队。大家都知道生产这巨大玻璃的危险,但却人人踊跃报名参加突击队,争先担当操作手。经反复研究,确定了三个梯次的突击队,由党委书记、厂长(均为熟练的操作手出身)担任操作手带班上岗。

实际生产开始时,厂房内的空气非常紧张,书记、厂长各站机器一端,一马当先,镇定自如,在下达开机命令后,开始稳起慢拔。当第一块玻璃拔长了4.4米被从根切断,第二块上端被夹牢时,在场人员无不想欢呼鼓掌,然而,为了不影响岗上人员操作,确保顺利生产,他们硬是用极大的毅力压制住了自己的感情。经过30多个小时的连续奋斗拼搏,当最后一块巨大玻璃下线、下令停机时,参战人员尽管腿站肿了,眼熬红了,嘴唇干裂了,但无一不欢呼雀跃,齐声高呼:“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

经过切割挑选,被选用的42块巨大优质玻璃装满7个大木箱,用火车安全运到人民大会堂,无一破损。

人民大会堂迎宾厅的地毯如果采用多块长条地毯拼铺而成,就很难完全铺平,且不甚美观,拼缝容易被踢平,绊倒宾客,很不安全。特别是与宏伟壮观的《江山如此多娇》巨大国画相比,极不相称。

为求尽善尽美,确保安全,在迎宾厅营造出宏伟壮观、热烈迎宾的整体气氛,那一定要制一块长23米宽17米的巨大艺术地毯。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交由天津地毯二厂来完成。

天津地毯二厂闻风而动,当即成立巨大地毯生产指挥部。由于考虑周全,准备充分,组织严格,指挥有方,特别是参战人员都以忘我的精神拼搏奋斗,不到3个月就圆满地制成了面积为400平方米的巨大艺术地毯,比当时英国生产的世界最大地毯(长7米、宽6米)大9倍多,用时少15天。所以,不论是地毯之大,还是用时之短,都堪称是世界之最。

为了把这重3吨的庞然大物安全送到北京,天津运输部门用钢轨把大型平板卡车和平板挂斗连成一体,用3部吊车同时平稳起吊。把打包成捆的巨大地毯安稳地放置在运输车上。天津市公安部门则采取净路、警车开道护卫等措施,护送运输队经过10个小时的夜行,安全到达大会堂北门外的平台上。

为了避免伤人事故,由警卫天安门的解放军官兵、清洁工人和服务人员100余人用绳捆扁担抬的办法,统一指挥,喊着号子同步迈进,终于安全地将巨大地毯放进了迎宾厅。当大家齐心协力铺好时,地毯平坦如镜,四周严密无缝。特别是地毯上大花绽放小花争艳的精美艺术图像与迎宾厅正面墙上的《江山如此多娇》的巨大国画相呼应,衬托出在阳光照耀下,祖国山河的宏伟壮观和秀美多彩,又反映出了中华民族热情好客、友好迎宾的美德,真是美不胜收,令人惊叹叫绝。

也是在1959年初夏的一个早上,齐燕铭跟吴晗请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著名大画家,来到大会堂迎宾大厅正面墙旁,齐燕铭指着墙面对二位大画家说:“原计划在这里悬挂一幅刺绣之类的工艺美术品,后经过研究,确定悬挂巨幅国画为好,画面为表现祖国锦绣河山的雄伟气魄,确定以毛主席写的《沁园春?雪》词意为题材,主题为:‘江山如此多娇’。这一艰苦的任务,请你们二位先生来完成,怎么样?”

傅抱石和关山月两位大师一听,你看我,我看你,心情非常激动,为能接到这一重大任务而备感荣幸。但此时,距大会堂交付使用只有4个月时间了,两位画家赶忙开始构思草图。

在最初构思草图时,总是在《沁园春?雪》词里的具体的形象思维上兜圈子,以致抓不到要领,构思出的草稿,几次都未能通过。

正在两位画家一筹莫展之时,陈毅副总理和郭沫若副委员长来了。

陈毅开门见山地问道:“草图画出了来吗?”

傅抱石叹口气,说:“难啊,这题材太大了,不好把握,画了几个草图,都未能通过。”

精通诗律的陈毅笑了笑,说道:“作画与作诗一样,最要紧的是立意。‘江山如此多娇’这个主题要抓住,关键是在‘娇’字上做文章。而要体现江山之‘娇’,画面上就应包括长城内外,大河上下,白雪皑皑的西北高原、郁郁葱葱的江南大地,还要见东海,总之这幅画要有东南西北的地理态势,要有春夏秋冬的季节,只有这样才能概括祖国的壮美江山,只有这样才能‘娇’得起来,才能体现‘多’的磅礴气势。”

关山月听到此,又急切地问:“画面上出不出人物?出什么人物?要不要画太阳?”

郭沫若说:“毛主席写这首词,是在解放前,所以说‘须晴日’。现在解放10周年了,还不出太阳?可以画上旭日东升的太阳。”至于人物,大家都主张不要出现,否则若概括不好反而会破坏画面的意境。

傅抱石、关山月按照陈毅、郭沫若的指点,很快就画出了草图。

一天,周恩来总理由陈毅等人陪同来审阅草图。周恩来首先亲切地慰问了两位大画家,又仔细地看了一遍草图,感到很满意。不过,周恩来说:“这幅画宽7米、高5米半,小了,还应再加大些,至少要加宽2米,加高1米。太阳也太小了,和建筑物一比就显得不相称,最少要加倍放大。”

两位画家按周恩来的指示,精心地修改草图。在画稿审定之后,他们来到大厅,开始作画。平时画家作画时是有画案的,但因这幅画太大,所以画家只能在地板上画。他们的画笔杆有的像安上木棍的扫帚那样粗,用了近3个月的时间总算完成了这幅巨画,装裱画的任务就由荣宝斋张贵桐师傅来承担。张贵桐觉得一个人难以完成这幅巨画的装裱任务,便又要了一个得力助手刘金涛。

张贵桐、刘金涛按着大会堂需要的尺寸,裁好画心,高5.65米、宽9米,在画心四周镶上“养局”(即保护画心的一层纸)各1厘米,再镶上宋锦,上下边子各47厘米,两边各56厘米。完工之后,把大画心卷好,翻过来把画心面朝下,再用大刷子洒上清水,等画心和浆口都平了,再用大刷把画心蹚平。这才开始做糊活,糊一层复背(绢),再糊两层高丽纸,然后再糊宣纸,一共糊了10层。

4天后,画片干了,他们用起子把画片四边起开,用刀子裁去毛纸,裱画工作完成。

9月29日晚上8点,大会堂派人来接张贵桐、刘金涛去粘画。他俩知道粘画工程巨大,便召集了三四十人去做这项工作。车到后,由于画太大,车装不下,只好找了十多个裱画师傅将画扛到大会堂。

巨画刚刚粘好,就接到毛泽东写的4幅“江山如此多娇”的题字。毛泽东在这4幅字里每个字的旁边都用铅笔画了圈圈,少的一两个圈,多的四五个。其意是可从中选出“江山如此多娇”6个字。张贵桐最后把毛泽东画圈最多的字挑选出来,由中央工艺美术学院教授张正宇放大描在画面上。因第二天晚上人民大会堂要举办国宴,张正宇在架棚上干了整整一个通宵才把6个字描上去。至此,这个艰苦的工程才算圆满完成。

1959年9月9日凌晨两点半,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亲临大会堂工地视察。

万里和张鸿舜陪同毛泽东先看了大礼堂,而后看了宴会厅,最后来到北京厅。万里向毛泽东介绍大会堂时说,大会堂总建筑面积比故宫还多两万多平方米,故宫修建花费十几年时间,而我们这座在目前世界上最大的会堂只用了10个月时间就建成了。

毛泽东一听诙谐地对万里说:“你是万里,你日行万里,好嘛!”万里也笑着说:“那是大跃进出奇迹,一天等于二十年!”这时,毛泽东不再问话了,只见他神情专注地背着手,绕着北京厅边走边思考着什么,没多久,脸上又露出了笑容。在场的人猜测,也许毛泽东触景生情,想到了1931年11月,在江西瑞金叶坪村谢家祠堂召开的全国第一次工农兵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他担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这么一个全国性的极其重要的会议,竟在一个宗族的祠堂里举行,那时候又能有什么办法呢?不少代表只得坐在外面听会。也许毛泽东想到了延安杨家岭中央大礼堂。在那个抗战最艰苦的年代,陕甘宁边区政府也无力建筑大礼堂,为了召开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只得将基督教教堂改建成只能容纳几百个人的中央办公厅礼堂。当时他曾讲过,待革命胜利了,我们要建一个能容纳一万人开会的大会堂。现在,他的预言成了现实,他岂能不高兴?

毛泽东驻足向万里询问参加大会堂建设的有多少人?

万里回答说:“直接参加大会堂建设的有3万多人,这还没有包括各工厂加工备料的人数。”

毛泽东说:“这些同志不为名,不为利,却这样努力工作,应该给他们立一个纪念碑。但是人数太多,碑上也写不下这样多的名字。我们应该提倡这种不为名,不为利的共产主义精神。”

万里说:“这座建筑物还没有名字,周总理曾说过,等建好后由主席命名。”

“你们现在怎么称呼这座建筑?”毛泽东问。

“我们一般叫‘万人大会堂’或‘人大会堂’,也有叫‘人民宫’的,”万里回答道。

毛泽东说:“‘人民宫’这个‘宫’有些旧了,还是叫‘人民大会堂’好!”自此刻起,“人民大会堂”这个响亮的名字诞生了!

9月10日,人民大会堂全部胜利竣工!人民大会堂的建设,堪称是中国建筑史上惊人的奇迹,短短的10个月,宏伟的人民大会堂就矗立在天安门前,这是我国建设工作者,用自己的聪明才智,用辛勤的汗水浇铸成划时代的丰碑,这是全中国人民的骄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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